古籍上新

《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本书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作者是明朝发明家宋应星。宋应星原本是一介考生，五试不第，后感于“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遂不再应试。曾经旅游大江南北，行迹遍及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实地考察，注重实学，从东北捕貂到南海采珠、和阗采玉。宋应星在任分宜县教谕期间，将他平时所调查研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整理成书，在崇祯十年，由其朋友涂绍煃资助出版。《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法国汉学家儒莲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中国著名古典编年史、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作者司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史料，花19年时间，才把从战国到五代这段错综复杂之历史写成年经事纬之巨著。《通鉴》采用资料，除正史以外，所采杂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种。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曹魏蜀汉东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割据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重要的地位。《通鉴》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仿它，写成同样体裁之编年史，在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上曾起过巨大影响。 《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作者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居家极为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治理”。“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以史为镜）。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冤，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鉴》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四成，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传习录》 《传习录》，儒学及心学的重要著作之一，为明代大儒王守仁的讲学语录，由王守仁的学生徐爱、薛侃和钱德洪等收录编辑而成。《传习录》被认为是王守仁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其中关于“知行合一”、“慎独”、“致良知”等哲学思想有深入探讨。 《传习录》是王阳明平日与弟子朋友论学语录和书信来往的践履心得，分为上中下卷，从《初刻传习录》即今之传习录上卷，到成为目前所见之传习录三卷定本，历时五十五年。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篇第一〉，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强调生命修养功夫在不断的自我省察，与师友传授讲习中切磋琢磨，上达天理。因此，《传习录》一书具备“语录体”和“书信体”的亲切、警策、精辟的特点，在问答中显机锋，或随顺接引者因病立方，或取《大学》格局，注入心学的义理，与同属心学系统的南宋陆象山相较，王阳明在论学和教导上多了辩证的历程，与他一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渔樵问对》 《渔樵问对》，通过渔樵对话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作者为北宋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儒道兼通，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贯通儒家人本与道家天道。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谥号康节，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等，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荐皆称疾不赴。作品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涉及利害关系、水火相息、观物之道、权力变化等问题。 《渔樵问对》以渔夫为“道”的化身阐述哲理，提出“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的核心思想。书中探讨人死后灵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的观点，并通过君子与小人盛衰交替的现象，指出治世与乱世的社会特征。

《荀子》 《荀子》全书共三十二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 22 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 5 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 5 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今存《劝学篇》《修身篇》及《成相篇》《赋篇》等三十二篇。西汉刘向所首先整理校订荀子及其弟子书论，定为三十二篇、唐杨倞注、清王先谦集解。此书本儒家崇礼、正名之说而主张性恶，为先秦重要的哲学思想著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成相篇》是以民歌形式写成，共有五十六段，每段采三、三、七、十一的句式，有说有唱，文字通俗易懂，刘师培在《论文偶记》中说：“观荀卿作《成相篇》，已近赋体，而其考列往迹，阐明事理，已开后世之联珠。”《赋篇》包括五篇短赋，是一种散文的赋体，常在中国文学史中被提及，被学者认为是中国辞赋文体的来源之一。 《荀子》内容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哲学思想。其中，阐述自然观的，主要有《天论篇》；阐述认识论的，有《解蔽篇》；阐述逻辑思想的，有《正名篇》；阐述伦理思想的，有《性恶篇》《礼论篇》等；《非十二子》是对先秦各学派一个批判性的总结；《成相篇》以民间文学形式宣传为君、治国之道。这些对于了解荀子思想内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荀子》一书唐前仅以写本传世，至宋代始有刻本。北宋熙宁元年（1068）有国子监本。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中原支离，文献典籍被金兵卷携北去，图书雕版澌灭殆尽，靡有孑遗，幸有印本尚存天壤间。南宋淳熙八年（1181），钱佃与唐仲友同年以监本为底本翻刻《荀子》，两种刻本传世绝罕。钱佃的江西漕司本今存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国内仅有清黄丕烈士礼居摹抄本；唐仲友的台州公使库本因被弹劾牵涉伪造楮币、侵公入私而震动朝野，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一桩著名公案。此书中土累代堙沉，日本有金泽文库藏本。清光绪十年（1884）黎庶昌据以影摹，刻入《古逸丛书》。 《荀子》长于说理，文章多长篇大论，发挥尽致，讲究逻辑和结构的形式美，多用排比，而且声调铿锵。内容“重质尚用”，紧密结合文学和政治；词藻丰富，比喻层出不穷。

《注解伤寒论》 《伤寒杂病论》，又作《伤寒卒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皆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医临床著作。此书被认为是汉医学之内科学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因为历史因素，本书原貌不复可见，后世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分别流通。全书共十卷，总二十二篇，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有一百一十二方。 《伤寒杂病论》提出治疗应以整体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其以六经统病证，论述了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记载了详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提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此8项治疗法则，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系列成效显著的组方，奠定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医圣张仲景还提出临床辨证的灵活性，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可采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的诊断方式，即辨证均在望闻问切的前提下，若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时，应根据患者此时实际病情进行分析，以抓住证情本质，防止误诊。

《神农本草经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作者相传为神农氏，约成书于秦汉时期。书内记载的药物凡365种，分上品、中品和下品三品。原书早已佚失。南朝陶弘景为《神农本草经》做注，并补充《名医别录》，编定《本草经集注》共七卷，把药物的品种数目增加至七百三十多种。清朝孙星衍将《神农本草经》考订辑复，成为现在通行本。 《神农本草经》为中国现存较早的本草学、药物学重要文献，其通过将药分为三品，即君（无毒的药，称上品）、臣（毒性小的药，称中品）、佐使（毒性剧烈，称下品），而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该书还首提七情和合的配伍原则与辨证用药的思想，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之一，奠定了中药学的基本理论构架。 《汉书·艺文志》登载了“《神农黄帝食禁》七卷”与“《神农》二十篇”两种文献，前者归属于“经方家”，后者则为“农家”，东汉的班固解释“《神农》二十篇”为六国时期诸子担心诸侯荒怠农事，故托言是神农所作，成书于西汉之前的“《神农》二十篇”并不是登载各种草石功效的《神农本草经》。 清人孙星衍认为这部书或有可能源自神农、黄帝之时，当时虽无文字，但药石知识相传不绝，经过历代名家修订、增补（例如：吴普的《神农本草》六卷），屡有阙佚，今本远非古本之旧。 大致上，西汉已有“本草”之名，亦有托言“神农、黄帝”之食禁书、经方家言，这虽为今本《神农本草经》之滥觞，但已非古本《神农黄帝食禁》面貌。

《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中医临床著作，东汉张仲景撰，为《伤寒杂病论》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杂病部分，参杂几条《伤寒论》部分条文。 《伤寒杂病论》因汉末之后历史上长年的战乱而隐佚，后晋代王叔和得《伤寒杂病论》稿而将伤寒部分独立成《伤寒论》一书。杂病部分未在当世流通。直到北宋仁宗时代，王洙于馆阁时偶然发现蠹简中有《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卷为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其方。 后在与林亿等人所校订之宋版《伤寒论》比较核对下，朝臣将宋版《伤寒论》未有的“杂病”、“方剂”、“妇人病”部分单独取出，并引用其他医书为参考补足，而成《金匮要略》一书，凡二十篇。 本书主要以病证作为分类，主治内伤杂病，于霍乱病、百合病、阴阳毒、疟病、虚劳、瘀血病、胸痹病、水饮病、咳嗽病、妇女杂病等皆有涉入，依病名分类，列方处置。 《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中国现存最早论述杂病诊治的专著。该书言语简炼、处方精当，包括针灸治疗理论基础及治疗原则、针灸应用规律、治疗作用、针药并用、杂病治疗、治未病思想及针灸禁忌证等内容，是中医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本书开创了“痰饮致眩”的理论先河，并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等治疗方法，为后世医家从痰饮论治本病奠定了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为现广传最早的传统中华医学著作，对于后世中医学的理论与实务有深远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在《四库全书》中列入子部医家类。与《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一起被视为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 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素问〉以问答形式记述各种中原医学的理论，〈灵枢〉则集中于实践技术的指导，尤其是针灸。《黄帝内经》的学说体系十分丰富，不仅包含深刻的医学理论，而且涵盖诸多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思想。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对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这是历史上对《黄帝内经》最早的记录，学者认为《黄帝内经》的编著及命名很可能是成自刘向之手。 在南北朝的时候，《黄帝内经》已经因传抄及战乱而散佚，分成《素问》及《针经》两种版本，分别流传。最早对内经进行整理的学者，是晋朝的皇甫谧，他根据《素问》、《针经》及《明堂孔穴》，编著成《黄帝三部鍼灸甲乙经》一书。在《甲乙经》序中，他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 南北朝时出现了第一本为《素问》作校注的书，作者为全元起。全元起校注的《素问》本，北宋时尚存，以后便散失不见。今从林亿等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尚可看到全元起编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 唐初杨上善将《灵枢》、《素问》的条文，根据内容重新分类，编次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此书虽然早于王冰，但流传不广，对于后世的影响较小，在宋朝时已经失传。 《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黄帝鍼经九卷。这个版本应该就是全元起及杨上善所采用的底本，其中有许多重复及错误难解的地方，因此并没有吸引很多医家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在王冰本出现之后，就被取代了。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内经版本，首推唐代王冰注释的《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深入研究《素问》，对当时通行的版本提出批评并决心进行整理，耗时十二年，在唐朝宝应年间完成出版。王冰以其师的“张公秘本”作为蓝本，补入原本失传的七卷，并参校其它流传版本的《素问》加以整理、注释、编排次序，完成二十四卷的巨著。王冰将原来的内容用黑笔来写，他加上的注释用红笔来写，以区分原文与注释之别。但在后来百年的传抄之下，红字又被写成黑色，何处为王冰注释，又难以区分了。王冰补入第七卷的七篇大论－《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微旨大论》、《六元正纪大论》、《气交变大论》、《至真要大论》是运气学说的主要依据。 王冰版的素问，后经北宋林亿等重新校著后，称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又称《新校正》本），成为最完整的《素问》善本，也是官方考试的依据。现今流传的《黄帝内经》就是这个版本，金元明清的医家，注解内经时，也都采用这个版本。 内经“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两篇，在王冰注释时已经失传。北宋林亿校正《素问》时，曾提及当时有《素问亡篇》的流传，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附有此两篇原文，署为《素问遗篇》。后世大多认为出自唐宋间人伪托。 黄帝内经整理先人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升华为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医学理论，并且进一步驾御医疗实践，建立了中医学临床规范，成为中国传统科学中探讨生命规律及其医学应用的系统学问。《黄帝内经》作为形而下的应用之学，多种术数理论共同参与医学体系构建，并用以解释生命现象，还蕴藏着丰富的形而上的象数经学。其有关养生的论述对后世治未病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指导地位，“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是养生总的法则，既指明方向、又涵盖技能。

《红楼梦》 《红楼梦》也称《石头记》，中国古典长篇章回小说，一般俗称的四大小说名著之一。《红楼梦》书内提及的别名，还有《情僧录》、《金玉缘》、《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故事是从女娲补天时所剩下的一块石头讲起，因无才补天而随神瑛侍者入世，幻化为贾宝玉与降世时口衔的美玉（贾宝玉即“假宝玉”）游历世间最后归彼大荒，因此又名《石头记》。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梦觉主人序本题为《红楼梦》（甲辰梦序抄本）。1791年在第一次活字印刷（程甲本）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成为通行的书名。 《红楼梦》被评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在20世纪，《红楼梦》是中国最受重视的文学作品之一。因为其不完整性、原作者曹雪芹已亡故、内容钜细靡遗且结局设定超乎寻常等特性，留下许多谜团引人探究，也构成了一门学问——红学。 原本前80回尚存。程伟元称自己经过多年收集，重金购得《红楼梦》后四十回残稿，并与高鹗一起对不连贯的地方进行补缀，于1791年和1792年印行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一百多年间，《红楼梦》以此120回本流传。 但某些学者研究认为：据脂砚斋批语，本书应少于114回，并据此认定后40回为后人续作。但持后40回含有曹雪芹原稿观点的人认为《红楼梦》第一回已说作者增删改数次，不排除作者在这部巨著的数年写作途中更改思路和故事架构，因此出现不符。根据索隐派和考据派的考证，均认为红楼应有108回。比如脂批中多次提到“后半部”、“后三十回”等。刘心武、周汝昌等均认为红楼应有108回。 从1920年代开始，胡适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下，认为后四十回非曹雪芹著，并提出高鹗续书后四十回，且后四十回不如前八十回，甚质疑有扭曲上下文意之嫌。 而从王国维、白先勇、王蒙等评论家和作家的角度，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出自他人之手缺乏依据，大胆假设，但求证并不小心。 作者以贵族家庭的兴衰为主轴。为避免文字触及时事，躲避清政府文字狱，于是虚构朝代，隐去真事。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爱情、婚姻与命运，展现了封建社会的世态人情、文化思想及人性复杂性，以及在封建礼教与家族利益下的无奈与冲突。又以贾府的荣华与衰落为叙事主线，折射出封建社会的兴衰与弊端。 《红楼梦》主要描写一个美好世界的兴起、发展，和最后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幻灭。小说创造了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一为大观园以外的现实世界，一为大观园的理想世界，即第5回贾宝玉所梦见“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两个世界是肮脏堕落，和干净纯洁的强烈对比。大观园是贾宝玉和诸姊妹的干净土，把女儿们与外界隔绝，希望女儿们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永远保持青春，不要出嫁，以免染上男人的龌龊气味。大观园所住男人只有贾宝玉一个，但他在园中跟一些女子有染。作者创造了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希望它长驻人间；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现实世界的力量不断摧残理想世界，直至它完全毁灭。从71回开始，作者已开始布置大观园理想世界的幻灭，73回绣春囊的出现，正象征大观园的开始堕落。曹雪芹原著的结局，是大观园清净世界的破灭，人物身份地位的颠倒。例如原有洁癖的妙玉，在原著结局中却沦落风尘，最为不堪。最爱干净的人物走到最龌龊的角落去，强烈的对照衬托了结局的悲惨。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1728）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1736—1765）左右。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是曹雪芹自序。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以真实身份出现，对读者讲述写作缘起。据他自述，他是依托自己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而写作此书。因流落北京西郊，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猛然回忆起年少时家里所有的女孩儿，觉得她们的见识才气远远超过自己，不禁深自愧悔。祖上九死一生创下这份家业，当年自己身在福中，却不务正业，不听从父母老师的管教，以致长大后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曹雪芹将这段经历和悔悟写成小说，就是要告诉读者，虽然自己罪不可免，但那些女孩儿都是生活中实有其人，万不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使她们的事迹湮灭无闻。一念及此，心旌荡漾，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何况乡野生活悠闲自在，风光宜人，更令他思如泉涌，下笔如神。曹雪芹自谦才疏学浅，只得用市井白话来写这部小说，意在为那些女孩儿立传，排遣自己的苦闷，兼以供读者把玩赏析。 《红楼梦》情节丰富，布局严密，直接取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作者的亲身体验，揭露封建时代上层阶级的虚伪荒淫、腐朽和剥削，是一部正面写爱情的长篇小说，写来纯美真挚。摆脱传统小说的局限，强调人应有独特的个性，不应盲目追随主体文化。悲剧性结局则感人至深，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红楼梦》塑造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善于描绘人物性格或心理，写出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打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小说描写生动而细腻，善于营造意境，词汇丰富，语言凝炼，富有艺术魅力，并且出现不少优美诗词。 红楼梦是章回体古典长篇小说，每个章回虽然彼此独立，却又各有相关，有学者指出红楼梦所采用的是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小说的结构方式，作者采用许多小事件堆叠成为一个大事件的“浪潮式”架构，以数个大主轴穿插众多小故事而成。 在该小说中还包含着诗、词、曲、赋、偈、酒令、笑话、谜语、题匾、八股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创作与批评。乃至有命理卜辞、脉案药方、讼状塘报等。而本身已是长篇小说。涉及的文字题裁，包罗万有，蔚为大观。 鲁迅在1924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其中评价《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评价后四十回云：“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评价《红楼梦》续书纷纭时说：“此固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复有人不满，奋起而补订圆满之。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

《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是大明帝国袁了凡（1533年—1606年），字坤仪，写给儿子的家训，是中国一本善书。 袁了凡是一个书生，名为袁黄，在考科举之前认识了云南孔姓占卜师，孔先生帮他算出三场秀才名次，童生考试第十四名、府学考试七十一名，提学考试第九名，取得生员资格。次年赴考，三场的结果都正确，让袁黄吓得半死。后孔先生又说，袁黄的功名将止于贡生，官至四川的一个县令，五十三岁时寿终正寝，无子。袁黄接受孔先生之建议，放弃医学，继续科举。因此认为宿命不容改变。且孔先生说他将于53岁寿终，无子嗣，袁认为天命不可违，于是淡然处之。37岁时遇见云谷禅师，透过云谷禅师教导积德行善并且传授准提咒，训练清净心与慈悲心，解说命运如何掌握在自身，宿命可以改变，于是自号了凡。从此积极为善助人，改过迁善，修正观念，不仅未于53岁寿终，且生下一个儿子，并于69岁那年写下《了凡四训》，最终寿命至74岁。《了凡四训》正是袁了凡要给儿子的家训。

《墨子》 《墨子》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的著作，共五十三篇传世于今。《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及其几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墨子早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力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名翟，鲁国人，原是手工工匠，善于制造守城器械等，反对儒学，著作里写非儒，后创墨家学派，共同的领袖称为“钜子”；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有相里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之墨”。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论衡》 《论衡》，是中国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重要著作。全书共计十三卷，八十五篇，佚亡一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余85篇了。《论衡》成于江东，曾长期未流传至中原。蔡邕来到吴郡后得到了《论衡》。王朗担任会稽太守时，也拿到了该书，王朗后来前往许都时，将该书一同带去，论衡因而逐渐流传开来。该书主要阐述了作者无神论的思想观点，对当时社会上谶纬盛行，社会上层和民间流行各种神秘主义进行了批判。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掺进了谶纬学说，而其集大成者的是《白虎通义》。王充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王充还在书中批判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并认为“天”并非是神，而是无意识的自然之物，天和万物一样，都是由“气”组成。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由北齐颜之推所著，于隋初成书。全书七卷二十篇。 《颜氏家训》全书七卷二十篇，即《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中心，也注重实学、工农商贾等技能，教育颜氏后辈关于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学问，“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定典故，品弟文艺”。其中《归心》篇宣传佛教思想，《书证》、《音辞》两篇讨论古书训诂音韵，《文章》篇讨论文学，《诫兵》讨论军事。颜之推自称：“吾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成书年代不明。《终制》提到“今虽混一”，说明是陈亡（589）以后的作品。据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隋开皇（581-600）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颜之推可能病死于开皇末年。这样一来《颜氏家训》当为590年代的作品。 《颜氏家训》里面提到一个故事，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颜本人认为“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顾炎武称赞他说：“嗟夫，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王钺曰：“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鬼谷子》 《鬼谷子》，相传是战国时代鬼谷子所著。该书就辩士游说相关的问题作出论述，“实际上是继承了部分《老子》、《庄子》的思想，又总结了包括孔子、子贡、墨子在内一些知识分子游说从政的经验教训，以及孔子之前叔孙豹、晏婴、子产、叔向、子大叔等人进行外交活动、外事交涉、陈述辞令、劝谏君主等等的经验的。”此书自《隋书‧经籍志》著录并列入子部纵横家，后世书目大都遵循《隋书》；直至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改入子部杂家类，为《四库全书总目》所承用。 由于《鬼谷子》一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而见于《隋书‧经籍志》，并且作者署名在此后著录中不一致，故长期被疑为伪作，学者主要就此书作者、成书时代、注者等问题争论。 最早怀疑《鬼谷子》的作者是乐壹。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乐壹注《鬼谷子书》云‘ 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后来柳宗元根据此书不见于刘向《别录》、班固《汉书‧艺文志》，断定“《鬼谷子》后出。”。 明代胡应麟认为《鬼谷子》文体不类战国时代风格，并怀疑《鬼谷子》是东汉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苏秦》三十篇、《张仪》十篇附会而成，或者是皇甫谧所作，而托名鬼谷。。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胡应麟的说法近理，但无确证；但《隋志》已经有皇甫谧注本，则至少是魏晋以来书。 认为《鬼谷子》非伪书者，指出西汉刘向《说苑》已经引用《鬼谷子》；魏晋以来《鬼谷子》流传有绪，并非始见于《隋志》；而且时人以为苏秦作《鬼谷子》。之所以《鬼谷子》不见于《别录》，是刘向将《鬼谷子》和《战国策》中苏秦其他说辞编为一书，为《苏子》三十二篇，所以《鬼谷子》不另外著录。。 今本《鬼谷子》题陶弘景注，但有学者曾怀疑注本作者是尹知章，作陶弘景注是误题；但许宏富辨定注者为陶弘景不误。

《管子》 《管子》以中国春秋时代政治家、哲学家管仲命名，其中也记载了管仲死后的事情，并非管仲所著[1]，但仍被认为可以体现管仲的主要思想。文章大概出自深受管仲影响的稷下学派之手。汉朝学者刘向约于公元前26年为《管子》进行编辑[2]。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法家类。 “管子”书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肯定《管子》为管仲之作：“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书世多有之”。晋朝傅玄开始对《管子》一书的作者产生疑议，他说“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唐代孔颖达亦称“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朱熹则表示管仲不是有时间写书的人。《四库全书总目》云：“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郭沫若认为《管子》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等篇为宋钘、尹文的著作。 《管子》一书共八十六篇，其中有十篇文已佚。《管子》全书十六万言，内容可分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管子》内容很庞杂，甚至间有牴牾，文章有很强的法家色彩，包括大量具体的治国方术。《管子》对法律的作用分析为：“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但同时也揉合了儒家思想，例如《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又如《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也有道家思想，例如在〈内业章〉中就有最古老道教修行的记载。《管子》也有经济学的观念，《乘马》一章中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类。 《管子》向以古奥难懂著称，唐代房玄龄有注文，一说是尹知章，明代刘绩著有《管子补注》，清代王念孙、陈奂、丁世涵等学者都曾对《管子》一书进行考证工作，洪颐煊著有《管子义证》，戴望著有《管子校正》是管子的集大成著作。 许筠：“管子书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手。其心术、内业等篇，皆附会道家，而宙合诸篇，皆用隐语，俶谲诡怪。以仲责之术，安得有此谬悠语耶？使果出其手，不过故为权辞以饰之耳。仲之情见于其书者，独牧民、大匡、轻重等篇，而牧民尤为简明，其论兵阵之制，农桑诸利之原，凿凿中其綮。宜其施之事而辄有实效，终至于富国强兵，取威定霸，而尊其主为百五首也。噫！世已末矣。王道卒不可行，则安得如管子者为政而治其民耶？”

《韩非子》 《韩非子》，又称《韩子》，是中国先秦时期法家代表思想家人物韩非的论著，为法家集大成的思想作品，为韩子对社会各种领域的思维，有系统的对政治策略立场主张的阐发，全面性政策设计表述和深度的对统治技术探究，内容充满批判与汲取先秦诸子多派的观点，因韩非就学于儒家的荀子，又推究老子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对《道德经》加以论注的思想著作，更是一部对各个法家流派集其大成的旷世钜作。 在政治上，《韩非子》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专制主义理论。目的为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史记》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知当时秦始皇的重视。 《韩非子》内容共二十卷，分为五十五篇，总字数达十多万言。在体裁上，有论说体、辩难体、问答体、经传体、故事体、解注体、上书体等七种。辩难体与经传体为韩非首创。在内容方面，则论“法”、“术”、“势”、“君道”等，文裁条理清楚，用意深刻。 《韩非子》说理散文严峻锐利，深刻明切，议论透辟，说理周密，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善用寓言、譬喻和俪句，每多怨愤之辞。

《随园食单》 《随园食单》是清朝诗人、散文家袁枚撰写的一本食谱。该书出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饮食文化及中国南北菜点，是中国饮食史上的重要著作。 袁氏强调饮食烹饪必须重视原料的选择，指出“大抵一席之菜肴，司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他也强调烹饪必须讲究食料的色香味美，并强调原色原香。文中写到“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文中也把烹调美食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条件。除此之外，袁氏亦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融入其饮食理论中，特设戒单。如书中〈戒火锅〉一章即呈现其对火锅文化兴盛的不满。

《关尹子》 《关尹子》，《汉书·艺文志》有所著录，其思想要旨在于“贵清”。 今本《关尹子》又名《文始真经》，为周朝大夫尹喜所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关尹子》九篇，《隋志》、《唐书·艺文志》虽然没有记载此书，但魏晋南北朝成书的《西升经》已经有明引《关尹子》的事实、东晋葛洪也提到过此书，盛唐的书目虽然已经亡佚，但唐玄宗写序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荆溪湛然仍提到《关尹子》，至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则记载了北宋陆佃注解的《关尹子》。从引文线索来看，战国初年关尹子的弟子列子、战国中期的庄子都有引用，到了汉朝引用者有扬雄、王充，三国有曹植、锺会、任奕化用改造《关尹子》，东晋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时借用了《关尹子》的名句（而相关梵文其实并无此意）、西魏有苏绰、唐代开始有李通玄、赵志坚、李白、权德舆、柳宗元、白居易、吕纯阳都有引用证据，到了北宋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以《关尹子》的内文创作了相关的诗句，与三人同时的陆佃则注解了《关尹子》。所谓《关尹子》曾经失传的谬说不攻自破！陈显微《文始真经言外旨》附有葛洪的序，称郑思远传葛洪“尹真人文始经”九篇，洪爱之、诵之、藏之、拜之。

《列子》 《列子》又名《冲虚经》《冲虚真经》，是道家重要典籍，相传由郑人列御寇（列子）所著。该书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等八篇，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其中较为人熟悉的包括“愚公移山”、“杞人忧天”、“亡斧者（亡斧意邻）”、“歧路亡羊”等。书中许多寓言都带有足以警世的教训，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唐代时，《冲虚真经》与《道德经》《庄子》《文子》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

《抱朴子》 《抱朴子》为东晋时期葛洪所著，分为内外两篇，后来被道教作为经典。其中《外篇》主要是对葛洪生平的自述和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而《内篇》是葛洪对道家思想和丹道修炼方法的阐述。 抱朴一词源自《老子》之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葛洪本人自号抱朴子，故以为书名，其思想涵盖儒、道二家。《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其内容可以具体概括为：论述宇宙本体、论证神仙的确实存在、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讨论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论述道经的各种书目，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 《外篇》则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属于儒家的范畴，也显示了作者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人间得失，讥刺世俗，讲治民之法；评世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论谏君主任贤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论超俗出世，修身着书等。 葛洪提出了修仙必须积累善行，建立功德，慈善为怀。《抱朴子》中强调人不能单纯地从修炼方术入手，人生的抱负也不能仅仅是遁隐山林，要想真正修炼成仙还要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得精神解脱和炼得肉体飞升，既做到立时济世，又得超凡入圣。如他说：“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他认为修炼既可以保德致长生，也可以治世致太平。

《文子》 《文子》，又称作《通玄经》，相传是老子弟子文子所作。中国古代的书籍，有多种内容略有差异的版本。《汉书·艺文志》载有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文子》十二篇。前人认为今本系汉唐之间的伪书，或认为抄袭《淮南子》的西汉后期作品。如唐柳宗元即认为这本书是夹杂抄袭了儒、墨、名、法诸家语句，来解释《道德经》，故称之为“驳书”。黄震认为是唐代默希子（徐灵府）伪造。章太炎说今本《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章太炎认为今本《文子》与《列子》“同出一手”，因此，“疑即张湛伪造”。梁启超认为“今本盖非斑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袭自《淮南子》”。唐兰说：“《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文子》当在前。......《文子》中有很多内容为《淮南子》所无，也应当是先秦古籍之一。” 但是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6章，不见于今本的还有一些内容，或系《文子》的佚文，但确证了《文子》一书的存在，为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书。《文子》在唐代时与《老子》、《庄子》并重，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诏改《文子》为《通玄真经》，与《老子》、《庄子》、《列子》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置博士、助教讲习这些经典。列入唐代科举教育体系。 《文子》一书之主旨，在于解说老子之言，阐发老子思想，继承和发展道家“道”的学说。书中每篇皆以“老子曰”三字开始，表明与老子之师承关系。明朝宋濂称：“子尝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经之义疏尔。”元代吴金节也称：“文子者，道德经之传也。”均说明《文子》的主旨内容。然而，亦有人认为“老子曰”三字乃后人窜入，非原文如此。

《老子河上公章句》 《老子河上公章句》又称《老子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的注释，托名战国时神人河上丈人所撰，实际成书年代学者未有定论，有两汉之际、东汉、东晋、南齐等多种说法，意见纷纭，亦有学者提出分阶段成书说。《河上公章句》秉持无为治国、清静养生的观点，主张清虚无为的自然之道，常以治国与治身并举，养生方术有行气、固精、养神三项。南朝及隋唐时，《河上公章句》地位崇高，是道藏太玄部的核心经典，为道士必须传授和诵习的经文，后世广为流传，版本众多，善本有敦煌手抄残本、日本庆长顷活字本、宋代建安虞氏刊本、宋代刘氏麻沙本及《正统道藏》本。 道教传说，《河上公章句》为战国时道家神人河上丈人（又称河上公）所撰，西汉时，河上公授书予汉文帝。现代学者认为此书出于伪托，而其实际成书年代未有定论。吴相武认为《河上公章句》成书于两汉之际，陈金梁认为成书于东汉，王卡推断成书于东汉中后期，王明指出为后汉桓、灵时所作，武内义雄和内藤干治认为是东晋葛洪或葛洪族人所作，而岛邦男推测作者是南齐隐士仇岳。也有学者认为《河上公章句》是分阶段形成的，楠山春树和小林正美都认为，原本《河上公注》或《河上丈人注》成书于东汉末年，专讲述道家的治国论与养生说，后来附加上道教的养生说与体内神思想，成为后世通行的《河上公章句》；至于改写者，小林正美推测是刘宋时天师道“三洞派”道士，而楠山春树则推断是六朝末茅山派道士。 《河上公章句》以无为治国、清静养生的观点解释《道德经》，认为天道与人事相通，治国与治身之道相同，两者都本于清虚无为的自然之道。作者相信天人相通，常以治国与治身并举，“圣人治国与治身同也”。天道自然无为，治国的目的在于安定人民，使国家太平长久，要点在爱惜民财，不要奢侈淫佚，黩武滥刑。治身的目的在于身心清静安宁，达到长生长寿，要旨在于爱气养神，除情去欲，不要劳烦与放纵。二者共同之处在于皆效法自然，“无为养神，无事安民”。书中解释天地万物生成过程，用汉代流行的元气自然论。 《河上公章句》兼论治国与治身之道，重点却在治身养生，治身的目的是长生久寿，养生方术有行气、固精、养神三项。关于行气，作者认为人禀天地之“和气”而生，和气散则死亡，故善养生者必须保养和气，保存方法在于调节口鼻呼吸，使呼吸轻柔缓慢；若呼吸急疾，则会伤害精神。关于固精，《河上公注》称男女之精如精液，为“精气”，保养精气的方法，是爱惜精气不放逸，勿使精气泄漏，节欲以固精。关于养神，《河上公注》所谓的精神，也指驻守人体五脏中的神灵。神灵统治体内，有如君主统治国家。人的精神容易受外界的声色财物诱惑，产生嗜欲贪念，使精神操劳，离形而去，以致有生命危险。欲长生者不只要节制情欲，必须恬静寡欲，除情去欲，保持五脏安虚，精神安静，形神不离。 《河上公章句》上承汉代黄老道家之学，下启魏晋神仙道教，广泛传布，影响甚大。汉末张鲁撰写《老子想尔注》，间中沿用《河上公注》的意思；南齐顾欢注释老子，也参照了《河上公注》。南朝时，道士按《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和《老子想尔注》的顺序逐步传授和诵读，三书构成道藏三洞四辅太玄部的核心经典，成为道士必须传授修习的经书。唐朝初年，官方学校教授《道德经》，乃用《河上公注》本，道士王玄辩撰有《老子河上公释义》十卷。719年，《河上公章句》在官学中被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取代。唐代以后，《河上公注》和王弼注二家，并为《道德经》主要注本，广为流传。但《河上公注》也受一些学者如唐代刘知几、宋代晁公武、清代姚鼐斥责为伪书。

《牡丹亭》 《牡丹亭》，原名《还魂记》，又名《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完成的传奇剧本，为其代表作“玉茗堂四梦”（又称“临川四梦”）与《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并称。全剧共五十五出，以南曲为主要演唱形式，讲述南宋时期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因梦生情，抑郁而亡，后与岭南书生柳梦梅人鬼相恋，最终还阳复生的离奇故事。 此剧取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并融合《太平广记》等典籍记载的还魂传说。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汤显祖创作时曾“谱《牡丹亭》传奇，至‘赏春香还是旧罗裙’句，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剧中〈惊梦〉、〈寻梦〉、〈写真〉、〈闹殇〉等经典折子，长期作为昆剧保留剧目演出。 《牡丹亭》问世后引发社会轰动，据沈德符《顾曲杂言》载：“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明清时期更出现冯小青、商小玲等因读此剧感伤而亡的传说，反映其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该剧在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国古典戏剧浪漫主义杰作”，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代表性剧目之一。 《牡丹亭》取材于唐代传奇《离魂记》，揭露黑暗，以情反理，故事深切动人，具浪漫主义特色，不拘于声律，曲调优美。人物栩栩如生，描写细腻；语言则在深浅、浓淡、雅俗之间。 《牡丹亭》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并称为“临川四梦”。 《牡丹亭》是汤显祖最著名的剧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其创作的最高水准。据记载“《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此剧在明末一经上演，就受到民众的欢迎。有记载当时有少女读其剧作后深为感动，以至于“忿惋而死”，以及杭州有女伶演到“寻梦”一出戏时感情激动，卒于台上。

《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梵语：Kṣitigarbha-bodhisattva-pūrva-praṇidhāna Sūtra，藏语：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ཡི་སྙིང་པོའི་རྩ་བའི་སྨོན་ལམ་གྱི་མདོ་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又称《地藏本愿经》、《地藏本行经》、《地藏本誓力经》，简称《地藏经》，大乘佛教典，是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之宏大愿望的经典。 目前的流通本，题为唐朝实叉难陀所译，明朝时则题为法灯、法炬所译，实际上的译者及译出年代不详。 《地藏经》是一部记载着万物众生其生、老、病、死的过程。它融合了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叙述佛陀深入浅出的慈悲开示。对于深究佛法的修行者，可以印证因缘果报的不可思议；而初发心者而言，亦可相应契入地藏王菩萨的教化慈悲。在所有经典之中，《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教理相较于其他经文浅显易懂，故广受欢迎。

《金刚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梵语：वज्रच्छेदिका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सूत्र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又译作《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金刚经》，为大乘佛教般若部中之经典。 本经由须菩提请问佛陀如何安住菩提心、如何降伏妄心，佛陀由此阐述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回答“菩萨应离一切相（梵语作sarva-saṃjñā，一切想，即：我、人、众生、寿者之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指出一切事物自性皆空，虚幻不实，若要成就无上智觉，则不应住六尘而生心，要破除“我执”及“法执”，扫除一切法相（梵语作dharmasaṃjñā，法想），心无所住，才能解脱，成就佛道。 南北朝的开善智藏大师持诵金刚经多有灵验感应，唐朝以后的僧人，将本经视为阐扬佛性密意的经典，更因禅宗自六祖惠能听闻此经而开悟以来，各祖师的提倡，地位甚高，唐玄宗敕定《孝经》、《道德经》、《金刚经》为三教中最重要的经典，亲自为此三经作注。宋代公家以《金刚经》测验僧侣。明成祖因国师临济宗的姚道衍之请，集僧俗二界善知识作《金刚经集注》，并亲笔作序。（应为文胆所撰，成祖亲笔抄录） 《金刚经》为禅宗大力弘扬，加上士大夫大多尊崇此经，认为读通之后可以放下执著并成就佛果，民间则认为本经典有不可思议感应，单纯诵经时也能感召金刚不动佛、金刚藏王菩萨、四金刚菩萨（金刚眷、金刚索、金刚爱、金刚语）、八大金刚来护法。明朝末年的秘密宗教大力推崇《金刚经》，将“空”等同于“道”，视之为能源出万物的“真空家乡”。 20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的《金刚经》，为唐朝咸通年间（868年）印刷，是世界现存的早期印刷品之一，藏于大英图书馆。 本经的主旨为“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一切的烦恼和痛苦皆由心生。“解空第一”的佛之大弟子须菩提尊者向佛祖请教问题，如何调整与掌控这颗心呢？

《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亦称《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六祖法宝记》，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佛教禅宗六祖惠能说，弟子法海集录的一部经典。 《六祖坛经》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最早六祖惠能大师应邀至大梵寺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法海将此事记录题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六祖坛经》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是在大梵寺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第二部分，回曹溪山后，传授“无相戒”，故法海于书名补上“兼授无相戒”。这时《坛经》开始外传。第三部分，是六祖与弟子之间的问答。 现有明清诸藏本、房山石经本及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校雠三种《坛经》异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即后来的明藏本，流行七百多年，故又称流通本。其中心主张是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以定慧为本”[5]，“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佛性本有思想与《涅槃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一脉相承。《坛经》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同时还论述了什么是功德，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下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又说：“功德需自性内求，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

《道德真经注》 《道德真经注》，三国王弼注。作者是玄学大家，其思想影响南北朝玄学、佛教的发展。本书注文中将无看作道体的代称词，以无为体，以无为用，主张以无为本，并对无为、自然等内容做了阐释。

《菜根谭》 《菜根谭》，明代洪应明著。揉合儒家中庸、释家出世、道家无为等思想，并结合自身经验，形塑为一套出世入世的法则。 书名取自宋朝作家汪信民：“人就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 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是道士，但是其胸怀宽厚，见闻广博，经常出入私塾和佛寺，精通释、道、儒，该书即为三教思想融合之物。 明朝洪应明《菜根谭》、陆绍珩《小窗幽记》（又名“醉古堂剑扫”）和清朝王永彬《围炉夜话》一起并称“处世三大奇书”。

《道德真经注》 《道德真经注》四卷，元吴澄注。本书先略述老子的生平事迹和学风，接著分六十八章对《道经》《德经》进行注解。书中以理学思想注道，偏重文字、训诂、声韵方面的阐释。

《论语》 《论语》10卷，何晏集解。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论语》。汉朝人所注《论语》，已亡供殆尽，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论语集解》后，通常便只收录于《论语集解》中了。

《孟子》 《孟子》14卷，孟轲撰，赵岐注。孟子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被韩愈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为“亚圣”。

《周礼》 《周礼》，共12卷，周公旦撰，郑玄注。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礼记》 《礼记》，郑玄注。《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十三经》之一，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现存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宋刻本、宋刊本。

《仪礼》 《仪礼》，共17卷，郑玄注。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

《尚书》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现存景乌程刘氏嘉业堂藏宋刊本。

《尚书正义》 《尚书正义》，又称尚书注疏，为唐孔颖达等奉敕撰，是《五经正义》之一。其重训释阐发，注入时代思想，在经学及文献研究价值颇高。

《孝经》 《孝经》，李隆基注。《孝经》是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儒家学者研习之重要典籍。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全书共分18章。

《尔雅》 《尔雅》，郭璞注。是古代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指雅言，指当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标准语。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等19篇，前3篇专门解释字义词义的，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

《周易郑康成注》 《周易郑康成注》，东汉未年经学家郑玄所著。郑氏易学兼采义理、象数之说，后世王弼、韩康伯注《周易》皆用郑玄本。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何休撰，陆德明音义。本书为阐发《春秋公羊传》征言大旨注释之书。现存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建安余氏刊本、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绍熙四年重修本、宋建安余氏刻本等。

《春秋左传》 《春秋经传集解》，左丘明、杜预撰。《春秋》和《左传》本是两本不同的编年体史书，杜预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为《春秋经传集解》。现存宋刊巾箱本，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刊递修本，明相台本。

《春秋榖梁传》 《春秋穀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春秋穀梁传》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诗经》 《毛诗》，毛亨撰。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毛诗每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因采用古文，研究此学的被称为古文经学。至唐代，《毛传》和《郑笺》成为官方的《诗经》注释依据。

《道德真经集注》 宋彭耜集注。本书依照时代先后辑录宋代以来陈景元、司马光、苏辙、王安石、王雰等二十家的《道德经》注解，兼有作者己见。作者在注经中主张儒道融合，不注重丹道修炼说。

《淮南子》 《淮南鸿烈解》，共21卷，刘安撰，许慎注，本书是研究西汉初期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集中表述的黄老之说，是反映汉初社会思想主流的最完整的记录。有明正统中刻万历中续刻《道藏》本，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正统刻、万历补刻影印《道藏举要》本等。

《坐忘论》 《坐忘论》一卷，唐司马承祯撰。此书旨在述修炼坐忘之法。其法由逮立信心、断绝俗缘、简省事务，从无欲、静心等著手，然后端坐，使心念不生，冥合道体。

《大乘起信论》 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重要论典，在汉传佛教中影响深远，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菩萨所著，南朝梁代真谛法师译。

《周礼》 《周礼》，共12卷，周公旦撰，郑玄注。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孙子集注》 南宋吉天保注，该书堪称《孙子》注释的集大成者，对研治孙子的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是流传最广的《孙子》注释本，对《孙子兵法》的校勘也有重要价值。

《山海经注》 晋郭璞注，以考据与文学并重的方式，奠定了《山海经》的经典地位，既是上古文化的 “注释范本”，也是魏晋学术思想的生动体现，对后世文献整理与神话研究影响深远。

《文心雕龙》 南朝刘勰所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体系完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以 “原道”“征圣”“宗经” 为核心，分 “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 三部分，系统梳理文体源流、创作规律与批评标准，兼具哲学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被誉为 “文学理论的百科全书”。

《地藏本愿经》 唐代实叉难陀译，介绍地藏菩萨累劫救度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的宏大誓愿，通过婆罗门女、光目女救母等故事展现因果，强调诵经持经的功德利益，劝人止恶行善。

《香乘》 由明朝周嘉胄所著，是明代集大成的香学著作。全书广收历代香事典故、香方制作、香料鉴别等内容，涵盖香史、香法、香品、宗教与香文化等，堪称古代香文化百科全书。

《孟子注》 东汉赵岐注，为东汉首部完整《孟子》注本，逐句训诂文意，阐释 “仁政”“性善论” 等核心思想，助后人理解孟子学说，奠定《孟子》注疏基础。

《楚辞注》 东汉王逸《楚辞注》是现存最早的《楚辞》完整注本，以章句体逐篇注释，疏通字词、考证典故，阐述屈原等作者创作主旨，彰显楚辞 “发愤抒情”“忠君爱国” 思想，为后世研究楚辞提供文本基础。

《道德经唐玄宗注》 唐玄宗李隆基《道德经注》以御注形式阐发老子思想，融合儒、佛、道三家理念，强调 “无为而理” 治国之道与 “守静去欲” 修身之法，凸显《道德经》经世致用价值。

《周易注》 王弼注《亁传》《泰传》《噬嗑传》《咸传》《夬传》《丰传》，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以魏晋玄学阐释《周易》，摒弃汉代象数，开创义理派，奠定后世解《易》哲学基础。

《论语集解》 三国魏何晏等人所撰的《论语》古注本，开创集解体例，融合众家之说，援道入儒，对后世《论语》注释影响深远，是研究《论语》古义的重要文献 。

《世说新语注》 南朝刘义庆所撰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此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逸闻轶事，为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南朝梁学者刘峻曾为之作注。

《潜夫论》 东汉思想家王符创作的政治著作。此书继承先秦的 “民本” 思想，强调 “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对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采取尖锐的批判态度。

《中论》 是龙树菩萨所著的佛教论典，通过对诸法因缘、因果等的深入思辨与论证，阐述了空性的中观正见，破斥各种邪见戏论，为佛教中观学派的重要经典。

《维摩诘所说经》 讲述了在家居士维摩诘以其高深智慧和方便善巧，为众生开示佛法妙义，展现出在世俗生活中亦能通达解脱的境界。

《楞严经》 是佛教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通过对心性、修行等诸多方面的深入探讨，阐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以及修行证道的方法与次第。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以楞伽山为背景，探讨了五法、三自性、八识等佛教核心义理，引导众生悟入佛之知见，达至涅槃解脱。

《金光明经》 作为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以护国利民为核心，融汇忏悔、功德等教义，在汉藏佛教中影响深远，兼具宗教神圣性与现实政治功能。

《解深密经》 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主要探讨了甚深微妙的佛法义理，包括唯识、三性等教义，为修行者提供了深入理解佛法核心的智慧指引。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详细讲述了十六种观想方法，助众生通过观想阿弥陀佛及极乐世界庄严景象，修持往生西方净土。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 以大乘佛教圆觉思想为核心，融摄如来藏与顿悟法门，以精微心性论贯通禅修实践，对华严、禅宗等宗派影响深远，被誉为“究竟了义”的修行指南。

《佛说无量寿经》 以阿弥陀佛净土信仰为核心，融摄愿力与持名、现世信仰与彼岸超越，为净土宗根本经典，对汉传佛教乃至东亚文化圈的信众修行与生死观影响深远。

《四十二章经》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汉译佛经，以四十二章语录体形式辑录佛陀关于断欲修心、善恶因果、布施福报等核心教义的简明问答，强调去除贪欲以达解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本土化的重要起点。

《李白集》 是南宋杨齐贤对李白诗作进行详细注释的版本，注重典故出处、地理名物等的考证，其内容多被后世《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等所保存和引用。

《三国志注》 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对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进行的注释，通过广采博引大量史料，补充了原书许多遗漏和简略之处，为后人研究三国历史提供了丰富且宝贵的资料。

《四书章句集注》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代表作，首次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并与《论语》《孟子》并列，以“章句”和“集注”形式系统阐释儒家经典，奠定了宋代理学的理论基础，并被元、明、清三代列为科举考试标准，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政治思想。

《后汉书》 由南朝宋时期范晔编撰（部分志、表由后人补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到汉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共 195 年的历史，涵盖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 “前四史” 。

《道德经帛书版》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抄本

《司马法》 以仁为本战争观、实用军事策略及战术规范，对后世军事思想影响深远的兵家经典

《鹖冠子》 以黄老思想为宗，兼收儒、法、阴阳等家学说，内容涵盖军事学、政治学、宇宙论等多方面。

《难经》 内容涵盖脉诊、经络、脏腑、疾病、腧穴、针法等，奠定了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础。

《六韬》 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兵书，内容涵盖战略、战术、军事组织及治国方略，被誉为兵学经典之一。

《庄子注》 郭象对《庄子》的注解，强调自然无为、独化自生，发展了庄子的哲学思想。

《慎子》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著，强调法治、势治和术治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尹文子》 战国时期思想家尹文所著，主张名实相符、法治与德治并重，强调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商君书》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主张变法革新、重农抑商、严刑峻法，强调以法治国和中央集权。

《孔丛子》 孔子后裔孔鲋所著的儒家经典，内容涵盖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强调仁政、礼治和道德修养。

《白虎通义》 由班固等人在白虎观会议后编撰，融合谶纬与今文经学，构建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官方经学体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经学历史》 由皮锡瑞所著，依时间脉络，详述经学从起源到变衰历程及各朝代演变与影响，是经学史研究重要著作。

《汉书》 是东汉班固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西汉一朝历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

《尚书大传》 是对《尚书》的早期注解与扩展，融合了先秦至汉初的儒家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韩诗外传》 汉代韩婴所著，通过历史故事和寓言阐释《诗经》的儒家思想，兼具文学与哲学价值。

《孝经》 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专门论述孝道

《仪礼》 个人礼仪行为和具体仪式的操作规范

《苏辙注道德经》 以儒释之思，启《道德经》新解

《史记》 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年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

《盐铁论》 西汉盐铁会议记录整理之思想典籍

《成唯识论》 玄奘译，阐释唯识思想，明万法唯识及识变义理

《妙法莲华经》 鸠摩罗什译，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